冬日的炉火

    在我的记忆里，小时候的冬天，比现在冷得多。
    七八十年代，普通居民楼里还没有暖气。每年一入冬，家家户户都要生煤球炉子。炉火烧起来，屋子里才一点点暖和，窗玻璃上的白霜也会慢慢化开。水壶坐在炉子上，“咕嘟咕嘟”地响着，白色的热气从壶嘴里冒出来，带着淡淡的煤烟味，在屋里弥漫很久。
    很多年以后，我偶尔在街边闻到煤烟的味道，还是会一下子想起那些冬天。
    每到深秋，父亲总会拿着煤本，去街角的煤店买煤球。五百多斤煤，装了十几筐，黑压压地堆在平板车上，一点点拉回家。我家住六楼，没有电梯。最初那些年，父亲只能用竹筐一筐筐往楼上背。
    我至今还记得他上楼时的样子。肩膀微微佝着，脚步很沉，棉袄后背总有一大片汗湿的痕迹。楼道里很安静，只能听见竹筐摩擦墙壁的声音，还有他粗重的喘气声。那时我和弟弟还小，只能站在一旁看着，偶尔帮忙扶一下竹筐，却根本使不上什么力气。
    后来，父亲在阳台上装了一个滑轮。
    粗绳穿过滑轮，下面吊着一只结实的竹筐。搬煤的时候，父亲、我和弟弟在楼下拉绳子，母亲站在六楼接应。装满煤球的竹筐顺着绳子一点点升上去，我们兄弟俩就在下面拼命往下拽，一边拽一边喊号子。原本最累人的活，后来竟有了一点游戏的意味。看着煤球一筐一筐地运上去，父亲的脸上会露出难得的笑意。
    后来我就很少见过父亲那样轻松的神情了。
    天气再冷一些，父亲便开始装烟囱、套炉子。
    烟囱平时放在柜子顶上，用旧报纸仔细包着，拿下来时总是落满灰尘。父亲把烟囱搬到楼下，一节一节地检查接口，生锈的地方，就用小刷子慢慢刷银粉。冬天的阳光照在烟囱上，亮得有些晃眼。直到今天，我还记得那个下午。父亲穿一件旧工作服，蹲在那里低头刷烟囱，肩膀和袖口落满银灰，远远看去，像是在一点点修补即将到来的冬天。
    套炉子也是父亲的拿手活。
    他从土产店买来红土，又拌进细细的麻刀，加上水，慢慢搅成黏稠的泥。等泥巴拌好了，父亲便把手伸进炉膛，一层层往铁皮上抹。我们兄弟俩总蹲在旁边看。等父亲忙完，剩下的泥巴就成了我们的玩具。我们捏小人，捏小动物，弄得满身都是泥巴。父亲也不责备，只是宽容的看着我们胡闹。
    生炉子离不开木柴。
    那些木头，大多是父亲从学校带回来的废旧桌椅。星期日下午，太阳斜斜地照在楼下的转角处，父亲垫一块木头在地上，握着斧子，一下一下往下劈。“咔嚓”一声，木头裂开，空气中弥漫开陈旧的木头味。我和弟弟也学着劈柴，可斧子总不听使唤，不是劈歪了，就是卡在木头里拔不出来。父亲坐在旁边看着，常常笑出声来。现在回头想想，我记住的其实不是冬天有多冷，而是那些下午暖暖的阳光。
    寒假的早晨，我经常跟奶奶一起生炉子。
    奶奶总是起得很早。天还没亮，她已经披着棉袄，坐在炉子旁边了。她先让我把炉膛里的煤渣掏出来，再从灰里仔细挑出没烧透的煤核，小心放到一边。“留着下回还能烧。”她一辈子都舍不得浪费东西。
    报纸点着以后，火苗会顺着木柴慢慢往上爬，炉膛一点点变红，屋里的寒气也跟着退下去。等煤球烧旺了，奶奶就会在上面压一小块湿煤饼，再用火筷子轻轻扎几个眼。过不了多久，炉子上的水壶便开始冒白汽。整个屋子都雾蒙蒙的，窗玻璃也被热气熏得模糊起来。
    之前我们还住临建平房的时候，家里养过一只猫。冬天一到，它总喜欢钻到炉子底下睡觉。有时候火星掉下来，把它背上的毛烧焦一块，它第二天还是照样趴在那里，一动不动地打呼噜。后来猫不见了，什么时候不见的，我已经想不起来了，就像从未出现过。
    一炉煤，通常烧到后半夜。等火慢慢暗下去，屋里也越来越冷。半夜常常会被冻醒，只能把棉被紧紧裹在身上，像猫一样紧紧缩成一团。那时候总觉得，冬天的夜晚特别长。
    学校里也生炉子。谁去得早，谁就帮着点火。有时候烟太大了，一股子呛人味儿，熏得人不住咳嗽，但谁都不在意。待到炉火渐渐旺起来，一屋子寒气慢慢散尽，整间教室也就温温吞吞地暖了开来。
    八十年代末，政府开始免费给居民装暖气、通天然气。街角的煤店渐渐关了门，装煤球的竹筐不见了，烟囱不见了，劈柴的斧子也不见了。冬天取暖忽然变得容易起来，只要轻轻一拧开关，屋子里很快就暖了。可有时候，半夜醒来，我还是会忽然想起小时候生炉子的那些早晨。
    炉膛里的煤一点点红起来。奶奶坐在旁边生火。父亲在阳台上收拾煤球，母亲在做早点。水壶冒着白汽，窗外的天还没有亮。
    很多人已经不在了。可那些煤球炉带来的温暖记忆，好像一直没有走远。

2026年5月8日